日本政治简述

        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国家间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 “尊王攘夷”即“还政天皇，驱除夷狄”的战斗口号把日本引入了近代世界，为“明治维新”来开了序幕。然而在明治政府掌权的政治家却极力反对任何在日本废除等级制度的想法，这场改革应运而生的是天皇重新被置于等级制度的风口浪尖，但这并非意味着改革的软弱与妥协。恰恰相反，明治政治家们的改革目标是被再三权衡，趋利避害之后才最终登上历史舞台的。

　　19世纪80年代，日本掀起了学习学习西欧政治体制的热潮，伊藤博文派代表团携酝酿已久的英文宪法远赴西欧听取大家之言。其中，英国的斯宾塞就日本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了具体建议并以书面形式转交给了伊藤。关于等级制度的问题，斯宾塞写道，在日本传统社会结构当中有对民族幸福无比有力的基础，因此务必加以保存和培育。他特别强调对“长上”（长辈，上级）服从与忠诚，并认为这种绝对服从和上行下达的统治方式能带领日本民族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可以规避那些在个人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困难与灾难。对于这样的确认，明治政治家欣然接受，等级制度在日本的延续业已成为定局。在这里我要直接深入探究的并不是日本政治家如此信赖等级制度背后的原因或者说日本社会当中留存已久的等级制度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独特性而是要了解日本的等级制度在明治维新之后对日本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什么。

　　日本沉没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日本地缘环境决定了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过度扩张导致日本沉没，而沉没又缘于带有浓烈乌托邦色彩的“明治大帝之遗策”。

　　日本地缘板块深嵌亚欧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种天然的夹层形态迫使日本难以形成强烈的地缘归属感，日本人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天然矮人”[4] 的附属角色。特别是在1853年美国下关叩关逼迫日本开国以后，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武装斗争日益频繁。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为了改变这种低人一等又受制于人的残酷局面，“明治维新”便成了历史的呼唤。明治维新对于日本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中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提出了与日本国力极不匹配的国家目标，进而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扭转乾坤的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笔者认为近代日本等级制度的精髓突出表现在对内各个阶层要严格恪守本分，各司其职并且也是最核心的——无条件誓死效忠天皇；对外则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侵略扩张。这两种极端最终以武力扩张的方式进行暴力的对外输出，日本人期待像德意志一样用铁和血改变日本的“骨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进而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孰不知“明治大帝之遗策”本身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其根源就在于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根本就不足以支撑这一超越日本国力极限的国家目标。也尽管日本统治者可以绞尽脑汁让无辜民众誓死如归的为天皇卖命。

　　其实早在1936年，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时就曾提出过“稳步地海外扩张，谋求皇道精神的实现”[7]的政策。如果在二战前期日本真的能像广田建议的那样有意识的放慢扩张的步伐并转而积极消化吸收从侵略扩张中掠夺的“成果”，那么在天皇等级威严的召唤下为实现“明治之遗策”，疯狂而野蛮的日本武士或许还有做最后殊死一搏的空间与资源。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大和民族非但没能回光返照，反而为二战最终结束演绎了一出日本沉没式的悲剧。

　　六十年 “遗策结”

　　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铁血宰相俾斯麦地区性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代人的基因中传下来且至今未变的。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就完全可以解释六十多年过去了，德国的领导人可以屈膝下跪在二战纪念碑前向世界世界人民认罪并且在德国民族精神中摒弃纳粹思想坚定不移。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明治大帝之遗策”的扩张情结。

　　在新世纪，日本社会的精英对“遗策”的的千千结与民族彷徨感纠结在一起，自认为在痛苦的探索中找到了对明治目标的精神寄托——靖国神社。或许这是日本民族文明自身的无奈，但对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感情绝对是极大地伤害。原因在于任何一个民族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凝聚人民正统信仰的集合点，只有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强烈驱动下才有可能无限接近国家目标，尽管这种民族认同的整合极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民族屈辱历史的伤疤之上。而在日本，有且仅有靖国神社是个“合格产品”。

　　这是因为明治维新之前，在中华历代王朝的光辉下，日本选择以中国为师，日本民族没能创造太多吸引世界目光的民族文化成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国充当的多是依附型角色。然而明治维新之后，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错误导向下，日本国开始积极侵略扩张不懈怠。特别是在二战期间，麻木不仁的战争组织发动者迎合了国内强力政治和对外扩张的需求，顺理成章的成了民族英雄，和天皇一道化为国家象征。

　　而靖国神社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在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250多万名官兵的灵牌。 可能对于日本来说，1978年军国主义右翼分子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牌移入靖国神社中作为“为国殉难着”予以祭祀，把战犯和在国内战争中死去的官兵进行错误性捆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更不是智商问题。当然这种荒谬行径直接建立在伤害中国和世界其他友善民族的感情上。靖国神社这种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具有强烈而广泛的民族认同的特质终究演变为日本民族正统信仰的独一“分量”。可以这么说，如果日本全盘推倒自己过去的历史，承认历史丑行，那么便很难完成国民信心的重建。没有国民信心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国家信仰，那么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的终极目的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们是否能够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为了从某种程度上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达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有必要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展现在世界政治舞台，特别是对待那些经常指责日本错误历史观的国家和民族？这可能也是日本人认为最能克服民族心理障碍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日本政治家不管是以私人还是公职身份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固执中得到最直观的答案。看过电影《靖国神社》的人就会明白，小泉认为自己以私人身份参拜的是为祖国流血牺牲的人，并未提及甲级战犯。这种参拜对象的模糊性可以给日本社会造成一种再合乎情理不过的认识那就是小泉为靖国招魂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日本人为国家目标奋斗而不是鼓励日本人去当甲级战犯。所以日本人不但会乐于接受这种名义上对民族发展有益的举动，而且一旦这种举动遇到类似反对和抗议的舆论时，不少日本人会激进的站出来替小泉说话，在潜意识里头维护靖国神社的“神圣不可侵犯”。小泉此举不失为一种用模糊的意识形态服务于现实利益的国家功利主义——日本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矛盾与悖论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关于中日关系当中的历史千千结。

　　中国政府强调日方深刻反省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继续推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而日本方面却总在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出尔反尔，含糊不定。这极大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并冲破了忍耐的极限。愤怒以冲动的情绪外化表现出来，排斥日本的情结成了不少中国人心中的死结，并且这种敌对情绪在不断的延续和扩散。而日本方面可能理解为中国人想让日本人永远抬不起头来，背上历史罪责这个沉重的包袱，做战犯矮子，和平罪人。显然，日本人无法接受这种“有伤自尊”的“无理要求”。当矛盾发展为困境，困境导致中日关系僵持时，僵持就会最终结成“冰冻”。于情于景，为打破坚冰，安倍的“破冰之旅”，温总理的“融冰之旅”等中日之间的积极互访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与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的起伏不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日两国间在经贸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广泛合作。经贸与民间交流迅速发展同政治摩擦共存。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07年前10个月中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919亿美元，同比增长14％，日本继续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据日方统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学界亦普遍用“政冷经热”和“政经分离”来描述中日之间这种特殊的国家间关系。中日之间不管是出现“政冷经热”还是“政经分离”其实都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毕竟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两者不肯能偏废其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唇齿相依客观存在最终需要经济和政治的双向协调发展。

　　一点结论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一直认为某种事物要么是A，要么不是A，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我们也习惯这种符合传统习惯的逻辑思维。但现实的中日关系却告诉我们某种事物可能同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或者可以满足两种不同的需求。为了便于理解，以光的特性为例。光是颗粒束，但同时也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波，光的这两种属性同时存在。按照这种逻辑思考，我们完全可以把中日关系的这种特殊性理解为类似于光的两个方面——政治的波动与起伏同经济合作与交流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并且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灵活性有效的选择与塑造中日关系的不同方面。值得明确的一点是，政治层面的诸多矛盾和分歧如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钓鱼岛的主权争端等等不应当成为推动中日两国之间以经贸，科技，环保等实用领域合作为基石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充实与发展的必然障碍。中日关系的客观现实也恰如其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现实主义用合作为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开启了一扇小门，其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为何不能为更加客观理性地解读中日关系打开一扇迎接明亮的窗户？或许，对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学人来说这才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

　　兴旺发达是每个民族国家矢志不渝的永恒追求，为了实现这个国家目标，各个国家会采取内涵各异的国家战略与崛起方式。近代以来，每当俄罗斯民族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便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定沧桑百年的彼得堡作为出发点去追逐彼得梦。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则是从天安门城楼的庄严宣誓发轫的，而日本民族？我们不得而知。在这里，关于民族国家对于国家目标的追求之正义与邪恶与否的评论则是一个另当别论的问题。不过可以断言的一点是，历史定格过去也将记载未来。历史的客观性证明了“明治大帝之遗策”是建立在严重背离国家资源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民治目标终究是日本民族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这恰好印证了那句老话：“以史为鉴，面向未来。”